海滨小镇

□ 风雨如晦 ——人生大彻大悟 　　

一、养气。李四光劝鲁迅“十年读书十年养气”，鲁迅则说：“书是读过的，不止十年，气也养过的，不到十年，可是读也读不好，养也养不好”。如今读书已逾十年，养气却远不足十年；读书的成绩是一点学识（或者只是“学”而无“识”）与趣味、简单的表达力以及大致的思想轮廓，养气的成绩却乏善可陈，真应“十年养气”，多作理智训练。其重点是处理情感与理智之间关系，最终目的是达到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。（“论语为政第二”：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。”）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是我最欣赏的人生境界：理智与情感浑然一体，再无冲突，不需“节制”，不需“警觉”，“随便怎么做，其实都在规律里面”。我们不应亦不能将一切人事都纳入自己的轨道，但如罗素所言，自我放纵、不加检点的生活不值一过，至少应尽量将自己纳入设计的轨道。自我有不受约束之时，但必先约束方可如此，为达自由的境地必须自抑。 　　

二、对常变、真幻的觉悟。“我认为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种觉悟是对常变的觉悟。常是长时期的、一般的、持久的；变是短时期的、特殊情形的、拖过去就完了的。健康是常，一时生病是变；按进度工作是常，意外打扰破坏进度是变，成功的人生必须紧紧把握住常，对常有信念，尽力使变不发生，发生了也不因一时的情况而动摇对常的信念”。“成熟的人看人生，必然能够随时把握常变的分际，而不轻易为一时的事件失其常态。不能把握这种分际，而随时予以分清的人，就会把人生搅得矛盾横生、起伏不定。”（李敖）其实，人生中还有一种重要的觉悟是对真幻的觉悟。真是可靠的、持久的；幻是不可靠的、易变化的。例如健康、智识、技能、金钱是真；而赞誉、许诺、热闹、奢华是幻。幻是存在的，且不一定是假象，但只有根之以真才行；而真的存在，也要附之以幻才行。没有幻的真，只是缺憾、现实与索然；没有真的幻，变化不居，必然导致空虚、怀疑与迷惘。在同一件事上——最典型的例子是情感，往往真中有幻，幻中有真，真可转化为幻，幻可转化为真。所以“第一流的人”必须随时把握真幻的分际，以求真为方向，不为幻所迷惑；同时重视幻，不放弃幻，以真真幻幻示人。 　　

三、养勇。勇应以智为前提。先要“智以辨别”，方可“勇以决断”。只勇不智，只是“不解思量”。（“舌华录”卷三“冷语”第六云：唐太宗之征辽，作飞梯临其城，有应募为梯首，城中矢石如雨，而竟无畏先登。英公指谓中书舍人许敬宗曰，此人岂不大健。敬宗曰，健要是不解思量。太宗闻而欲罪之。)刘继庄“广阳杂记”：“天下事有明知而犯者，只是不勇耳，此孟子所以有养勇之说也。余谓有作勇，有断勇：遇事敢为，此作勇也；决于不为，此断勇也。孟子曰，人有不为也，而后可以有为。则断勇又作勇之本也。养大勇者，宜自断勇始”。以常变、真幻为例，摒弃变时“兴头上的想念”，不沉溺于幻就是“断勇”；保持常态，以求真为主就是“作勇”。 　

　四、矫情镇物。“晋书谢安传”：“玄等既破坚，有驿书至，安方对客围棋，看书既竟，便摄放床上，了无喜色，棋如故。客问之，徐答云：‘小儿辈遂已破贼’。既罢，还内，过户限，心喜甚，不觉屐齿之折。其矫情镇物如此”。谢安石做得并不彻底，难免为人所笑。对待人事应“多润泽味”，自然不必一律如此，但适当的矫情镇物亦属必要。这并不完全是为了显示与人不同，对待人事，应多以理性目光加以审视，非理性的情绪自应控制，其它情感的表达亦应掌握其间分寸，否则不仅无补于实际，而且不能为人接受，徒显张皇可笑。洞彻其中道理，自然而然迥异于常情，这是更高境界，似已不能称之为矫情。冯安常“平泉先生传”记马时芳中年事有云：“父录洲公以拔萃仕江西，先生往省，过鄱阳湖遇暴风，舟几覆，众仓皇号呼，先生言动如常。或问之曰，若不怕死耶？先生曰，怕亦何益，我讨取暂时一点受用耳”。知堂评论道：“这一节事很使我喜欢，并不是单佩服言动如常，实在是他回答得好，若说什么孔颜乐处，未免迂阔，但我想希腊快乐派哲人所希求的‘无扰’（Ataraxia）或者和这心境有点相近，亦未可知罢。为求快乐的节制与牺牲，我想这是最有趣味也是最文明的事。倪云林因不肯画花为张士信所吊打，不发一语，或问之，答曰，一说便俗。虽然并不是同类的事情，却也有相似的意趣”。说得极好，马时芳事与倪云林事亦可看作一类的事。

　　五、失言与失人。“论语卫灵云”十五云：“子曰，可与言而不与之言，失人。不可与言而与之言，失言。知者不失人，亦不失言”。从前我大抵是失人居多，现在则以失言居多。失人的原因，主要是思想晦淡悲观，否认沟通的可能；知识上的傲慢（intellectualarrogance）与俯视，不屑与之言与之辩；性格上的怯懦封闭，不能求新求变。失言的原因则是通过内省自证道路无法行通，急于表现，以获得认同；难耐精神上的孤寂，存侥幸之想，希望能有一二解人。无论失人或失言，事后回想都殊不愉快，尤其对失言颇为反感。把握言与不言间分寸不易，把握言之分寸更是难事。若不能正确把握，不如两害取其轻，索性无言。事有可语人者，有不可语人者。不可语人者多关利害，多涉隐私，绝不可口无遮挡。可语人者在说时亦有深浅之分：浅则止于客观描述，属于“学”之范畴；深则多涉褒贬，属于“识”之范畴。应根据对象的亲疏、性格、知识、境界等确定深浅的不同。李敖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札记“口顺”条：“绝不说可以不必说的。不说比说更好，绝不顺口多说”。亦是我的准条。 　　

六、跳出来看。阿城“艺术与催眠”：“有个要领奖的朋友问我‘领奖时如何避免虚伪与虚荣’？这个难题可比昆德拉的‘媚俗’，你怎么做都是‘媚俗’，连不做都是‘媚俗’。我说，观察，观察观众，观察颁奖人，观察司仪，观察环境，也观察你自己。这实际是一个造成两重人格的方法，将冷静的一重留给‘自己’，假如颁奖现场发生火灾，你会是最先发现的”。既是“两重人格”，不妨分称“我”与“亦我”——冷静的一重留给的是“亦我”：“我”和“亦我”并存，“亦我”完全理智，不存感情；影响是单方面的，即“我”不影响“亦我”，却受“亦我”节制。王国维“浣溪纱”中说：“试上高峰窥皓月，偶开天眼觑红尘。可怜身是眼中人”。“偶”应为“常”；“天眼”不必；知道“可怜”就要修正。 　　

七、藏锋。近年来致力于养气，而用功既不勤，成效亦甚微，锋芒过露一条至今未能改。阅岁渐深，知识与日俱进，自然发露于举手投足间，己尚不察，旁人已觉咄咄逼人。更何况傲慢彻骨，事事不让，词锋逞其犀利，行事唯恐人后，殊不知持盈保泰之道。当时似乎痛快，过后不免多尤悔：惹人嫉恨、四面树敌，此其一。无事生事、有事多事，此其二。“极盛之时，每虞蹉跌”，愈在高处，蹉跌愈重，此其三。近日阅曾文正公家书，通篇看出“藏锋”二字。似曾公，又岂是“甘为庸庸者”，只不过“阅历万变，一味向平安处用功”。我辈才具不如曾公，自然更应有临深履薄之心，“但患不能达，不患不能立；但患不稳适，不患不峥嵘”，“总从波平浪静处安身，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”。藏锋，其实不难，不外谦、勤、谨三字诀而已。谦以除傲气，勤以消人嫉，谨以不留口实。长此以往，庶几无过失矣。 　　

八、危机感。张爱玲“烬余录”：“想做什么，立刻去做，都许来不及了。‘人’是最拿不准的东西”。村上春树“舞舞舞”：“人这东西说不定什么时候死去，人的生命要比你想的远为脆弱”。我想这是确实的：生命中有太多的偶然与不测，另外，现在可以完成的事，时移境迁后，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，可能永远无法完成。正因为“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”，一方面“出名要趁早”，多完成一些，多把握一些；一方面与人接触时，“应不给日后留下懊悔”。 　

九、自证与他证。“论语学而”一云：“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”？十六又言“不患人之不已知，患不知人也”。知人与知于人并不矛盾，只有知已知人方可知于人。沈从文曾说，一个人想证明他的存在，有两个方法，其一从事功上由另一人承认而证明，其一从内省上由自己的感觉而证明。其实两者都有弊端，不应截然对立。建立主体价值，既要树立内在的真实，又要“惧荣观之不显”。所谓“上士忘名，中士求名，下士窃名”，上士不能为，下士不屑为，只能是“求名”。“颜氏家训名实第十”中言：“名之与实，犹形之与影也。德艺周厚，则名必善焉；容色姝丽，则影必美焉。今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者，状貌甚恶而责妍影于镜也”。修身即建立内在的真实，当然并非实至而自然名归，必须借取一定的手段。对于建立主体价值而言，修身求名都是手段；对于求名而言，修身并非手段，表达表现才是手段。手段或称术无善恶之分，但有高下之别。择术亦需知已知人，首先要与“实”相符，“雍也篇”中言：“质胜文则野，文胜质则史，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”。名若不显，不应怨天尤人，应反省是否实至而术当。李敖“人生拾零”“虚名与实学”条下言：“实学以外，虚名（外在之名器）亦未可忽视。实学所以震真知，虚名所以撼俗世，都不可废也”。即以真真幻幻示人。 　　

十、孤寂。“我对人际已愈来愈厌倦，所谓亲人、所谓朋友、所谓敌人，我都深切觉悟到人性的软弱，我只想沉静，一任他们吵闹。‘我认识人愈多，我愈喜欢狗’。这是强者的格言，也是智者的。这类强者、智者洞彻人际，但并非形如槁木，心如死灰，他仍旧‘成就河沙梦功德’。他要说他自己的、写他自己的、表现他自己的。他只是孤独的有效率的生活着，他对人际已不存奢望，也不惊奇被亲人冷落、被朋友出卖、被敌人陷害。他对人际悲悯、对孤独乐观，他起劲的自己修炼自己，成固欣然，败亦可喜”。“他的达观，他的坚定，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在根本上动摇他的情绪的事了（特殊的际遇、身体的原因，偶有沮丧之感，不足为奇也不足为患，大的大体的每日进步方式不变即可）”。（李敖）一向以来对人性、人际悲观，对沟通不存奢望，却仍好热闹，潜意识里无非是想逃避思考，不愿直面现实。但即使在人群中，也往往感到难言的寂寞，“象是一片树叶，与一切绝缘而孤立着”。其实只要洞彻人性，了解“人之互相理解是至难”，就会知道寂寞才是人生本来的况味，也正是这寂寞，最能磨砺人的心智，生命所寄的大事唯有在寂寞中才能完成。 　　

十一、不激不随及中庸。知堂“书房一角题古槐书屋制笺”一文中言俞曲园所制笺“特多情味，于此可以见前辈风流，不激不随，自到恰好处，足为师范”。“不激不随”四字甚佳。反映在品味志趣上，既非一味求雅，亦非沦于恶俗，持的是俗中求雅的享乐主义；反映在接人待物上，既非奉迎，亦非严苛，应是润泽而多情味；反映在个性风格上，既非木讷，亦非浮躁，大抵为明朗大方。再以二字以蔽之，即是“中庸”。中庸思想并非中国所独有，在希腊中庸称为有节，意云康健心，反面为过度，原意云狂恣。蔼理斯“论圣芳济”中云：有人以禁欲或耽溺为其生活之唯一目的者，其人将在尚未生活之前早已死之。又云：生活之艺术，其方法只在微妙地混和取与舍二者而已。知堂演其意云：“生活之艺术即中庸，即节制，即为纵欲的禁欲”。张爱玲曾言，思想复杂的人难求整个的沉湎。意思是说总保持着一定的清醒。其实，思想复杂的人亦不愿作整个的沉湎。因为他知道，“中时常存，过则将革”，略加节制，快乐会更大。中庸形同骑墙，又少宗教的热诚，自然不能为持“全或无”态度的人所接受。事实上，中庸亦有其侧重，享乐主义或称为乐生主义即是其宗旨。知堂“秉烛谈朴丽子”中言：为求快乐的节制与牺牲，我想这是最有趣味也是最文明的事。 　　

十二、流连光景。张爱玲“中国人的宗教”：“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。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，它得到欢悦——因此《金瓶梅》、《红楼梦》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，毫无倦意，不为什么，就因为喜欢——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，引人入胜的，而主题永远悲哀”。“我看苏青”：“生在现在，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，真是难，就像‘双手辟开生死路’那样艰难巨大的事，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对于物质生活，生命的本身，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，也是应当的”。“说到物质，与奢侈享受似乎是不可分开的。可是我觉得，刺激性的享乐，如同浴缸里浅浅地放了水，坐在里面，热气上腾，也得到昏蒙的愉快，然而终究浅，既使躺下去，也没法子淹没全身。思想复杂一点的人，再荒唐也难求得整个的沉湎”。这种思想不妨称作“流连光景”，但“光景”不应单指物质享受，它包括人事景物等，例如以读人为乐，冷静察明同类的愚昧与狂妄，也不失为消遣一法。流连光景，应把握常变、真幻分际，不要刻意，不要沉湎。 　　

十三、读书。1、活用书本完善自身。“我从求学时期到如今，除了短暂的军队入伍训练和监狱刑求审问的时间外，没有一天不读书，我的人生经历不算多，并且还很少。但我能读书得间、能够活用书本以补充我经历的不足”。“由于我能从书本上不断给自己带来补给和充实，因此在人生方向和思想上，我能把握得一直都很正确”。（李敖）“知识另有一种作用，它可以使你生活在过去、未来和现在”，“这其中另有一种境界，非无知的人可解”。“假如你什么都不学习，那就只能生活在现时现世的一个小圈子里”。（王小波）2、从以上角度把握读书的方向与范围，不避杂，但有选择，纯系消磨时间不如不看；将短期的功利行为转化为阅读与思维的乐趣，视作“一种训练”，“训练我们更加系统地把握事物”。（村上春树）3、对读书的局限性与负面效应有清醒的认识，不藉以逃避现实，不藉以自我麻醉，不将其视作唯一获知手段。“在信息时代，一年读许多书的人，无疑将会显得呆头呆脑，因为他在这个时代必须应付的许多事，都由于滥读而贻误了。在今天，读书破万卷的人，下笔定无神。这个时代有更多的方法带给我们欢乐，读书已从求知和娱乐的主导地位，降低到了与影视、广播、磁带、唱盘、报刊、旅游同等的地位。青年时期读书不必贪多，以求得更广泛的融入生活之中”。4、“万卷虽多当具眼”。（陆游）“若是读书既当具眼，就万不能再客气，固然不可故意苛刻，总之要有自信，看了贵人和花子同样不眨眼的态度“。（知堂）5、“首先是‘素读’，听懂别人说的是什么”。“听明白之后，再‘反读’：‘好象不是这样吧’？第三遍，再检讨自己的看法，就这样训练自己的思维方法，似乎挺‘矫情’，这也是没书给逼的，这样再去翻书，有含量的句子段落，它自己就跳出来了，很快一本书就翻完了”。（阿城）6、学得理路。“麦纳玛拉不会中文，但他的理路不是来自东方，可来自别处，一点都不缺，所以少会一国文字，不读一些书，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学到理路，则牛溲马勃，都可作为来源，积累既多，分类既细，即可构成恢恢理路之网，为人处世，即可拈之即来”。（李敖）7、“因写而看、随看随写”；“所看随时化入写”。（李敖） 　　

十四、思考。从功利的角度考虑，思考是必要的。通过思考，可以及时总结经验，补偏救弊；可以使思路更加明晰，对人事有全面系统的理解。不从功利的角度考虑，思考应是愉悦的。之所以说“应”，是因为不少人并不以思考为乐，即使是自己，有时也宁愿停留在浑浑噩噩的状态中。事实上，思考是愉悦的。久思之下，一旦豁然贯通，感觉令人难忘。虽然“旧约传道书”中传道者劈头就说“虚空的虚空”，然而对付这虚空的最好的方法恐怕就是思考。思考应建立在多读的基础上，叔本华说，读书而不思考，头脑会沦为他人的“跑马场”。读书而不求解自然不可，不读书而求甚解更不行。“菩提达摩东来，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”，思考时应持理智的态度，不能人云亦云，当然，亦不能一意孤行，应以“情理”二字作为思考的着眼点。思考要讲究方法，力求全面，不使粗疏，既要从正面看，更要如鲁迅所言“正面文章反面看”。 　　

十五、大傲若谦。阅岁渐深，磨砺愈多，知识自然与日俱进。此时环顾他人，云泥立判，难免有骄傲之情。张五常曾言自己的问题不是骄傲，而是骄傲之情溢于言表。我想，这正是骄傲不够的表现。一个人如果对自己与他人在知识境界上的差异有深刻的认识，反而会表现为谦逊。这倒不是怕树敌太多，而是骄傲彻骨，认为燕雀不足言志，夏虫不与言冰，对获取他人的了解已不持希望。在精神天地里，他自成一体、独与往来；在世俗生活中，他随遇而安、和光同尘。纵使有所言说，也只是“结缘豆”的意思。 　 　　

十六、六面玲珑、两面带刺。此语出自阿城“遍地风流”序，大抵有两重含义：为人处世玲珑与刺皆不可少，同时不可多刺而少玲珑。若一味玲珑，抹杀个性，只知奉迎，难免为人轻视，亦不能截断众流，站立得住；若一身是刺，事事不让，殊少宽容，又不能为人接受，势必流于固执，身心俱伤。玲珑与刺中，自然以玲珑为主，以刺为辅，但把握有刺的时机与分寸殊为不易，往往进退失据，欲求其效，反遭其害。以知堂之智，亦以为难事。“过去的工作焦里堂的笔记”先引焦循“忆书”中一则：“余生平最善容人，每于人之欺诈不肯即发，而人遂视为可欺可诈，每积而至于不可忍，遂猝以相报。或见余之猝以相报也，以余为性情卞急，不知余之病不在卞急而在姑息”。其后言：“郝君（郝兰皋）的模糊可以说是道家的，他是模糊到底，心里自然是很明白的。焦君乃是儒家的，他也模糊，但是有个限度，过了这限度就不能再容忍。这个办法可以说是最合理，却也最难，容易失败。如忆书所记说的很明白。前者有如佛教的羼提，已近于理想境，虽心向往之而不能至，若后者虽不免多有尤悔，而究竟在人情中，吾辈凡人对之自觉更有同感耳”。“知堂回想录”之一九六“遇狼的故事”也言：“大抵这只有三种办法。一是法家的，这是绝不模糊。二是道家的，他是模糊到底，心里自然是很明白的。三是儒家的，他也模糊，但有个限度，仿佛是道家的帽，法家的鞋，可以说是中庸，也可以说是不彻底。我照例是不能彻底的人，所以至多也只能学到这个地步”。“不过这样做，并不怎么容易，至少也总比两极端的做法为难，因为这里需要一个限度的酌量，而其前后又恰是那两极端的一部分，结果是自讨麻烦，不及彻底者的简单干净。而且，定限度尚易，守限度更难。你希望人家守限制，必须相信性善说才行；这在儒家自然是不成问题，但在对方未必如此”。“仔细想起来，到底是失败，儒家可为而不可为，盖如此也”。无论对容人，或是对坚持立场而言，都存在这个问题。知堂说“到底是失败”，但恐怕也只能按儒家的办法去做。 　　

十七、婉而多讽。方岳诗：“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与语人无二三”。语虽偏激，却不无道理。事多拂逆，人多愚妄，本是人生的常态，非人力所能逆转。即然无可奈何，也唯有以婉而多讽的态度对待。婉，是圆熟，而非对立；多讽，是旷达，而非消沉。身处逆境，随遇而安不易；以玩笑出之，嘲人亦复自嘲更难。HaraceWalpole说：“这个世界，凭理智来领会，是个喜剧；凭感情来领会，是个悲剧”。婉而多讽，正是理智的态度。自嘲，不妨尖刻；嘲人，却最忌直露。否则，不仅趣味全失、恶形恶状，而且伤人伤己、徒增烦恼。婉而多讽的最高境界，我想，是JaneAusten式的讽刺。由于洞彻人性，自然再无些子火气，无急躁，亦无愤怒；无怜悯，亦无不屑，唯有的，是温和的微笑。 　　

十八、乍可刺你眼，不可隐我脚。“苦茶庵打油诗”之十：“日中偶作寒山梦，梦见寒山喝一声。居士若知翻着袜，老僧何处作营生”。“翻着袜”一语见王梵志诗：“梵志翻著袜，人皆道是错。乍可刺你眼，不可隐我脚”。知堂出任伪教育督办，即是“翻着袜”之举。但这极须胆识，或如知堂所言，是“定见”和“毅力”。定见源自学识，已属不易；毅力来自性格和修养，更是难事。认识到个人的生存必须依仗集体，往往不得不“收敛或者放弃自己的个性化、个人化”。（陈染）如果坚持特立独行，势必与环境格格不入，以至身心俱伤。知堂45年后的境遇即是明证。知，不能无主见；行，却不妨和光同尘。个人所能持的仍只是中庸主义。这正是：不是不解翻着袜，翻着袜前费思量。 　　

十九、谁言荼苦，其甘如荠。“左传成公二年”中说：“人生实难”。旷达如陶潜，亦不免在“自祭文”中引用。我辈凡人，自然更有是感。但既然生在这不完全的现世，悲歌痛哭又有何补，亦只能以随遇而安的心境处之。沉湎于物欲是第一个层次，未免多有所执。流连光景是第二个层次，已渐不滞于物，无所适无所不适。以苦为乐是第三个层次。至此，已洞彻苦乐之间关系，悟出：无苦，则无乐；无节制与牺牲，则无至乐。更何况，苦也是一种生存的体验，可堪咀嚼和玩味。如知堂所言，“这有如吃苦茶。苦茶并不是好吃的，平常的茶小孩也要到十几岁才肯喝，咽一口酽茶觉得爽快，这是大人的可怜处，人生的‘苦甜’，如古希腊女诗人之称恋爱，《诗》云，谁言荼苦，其甘如荠。这句老话来得恰好”。 　　

二十、知与行。求知的目的之一是践行，而知行往往难以统一。探其原因，大致有三个方面：其一，所知已近理想境，难以践行；其二，一味追求突变，心气浮躁，偶遇挫折，便心冷意灰，轻易放弃；其三，自我放纵，不能坚持。知而不能行，比不知亦不行更多焦灼与痛苦。近十年来精神上之郁闷泰半源于此。欲求知行合一，自应从反面入手，循序而渐进。 　　

二十一、两个鬼。知堂曾说自己心中有“两个鬼”，一个是绅士鬼，一个是流氓鬼。我以为，与其说是“鬼”，不如称作“气”。鬼近于精神，不易改变；气更似态度，可以控制。就个人而言，流氓鬼是先天的蛮性，而绅士鬼是后天的教养。近年来致力于养气，就有抑先天而扬后天的意思。可流氓鬼韧性十足，两气相争，往往是它占了上风。当时似乎痛快，事后却是悔恨。看来，养气想略有所得，亦属不易；即使小有所成，也要“唯恐失之”。当然，流氓鬼并非全无是处，就接人待物而言，若是到了容忍的底线，也不必一味退让妥协；至于对待知识，非圣无法的态度更是必要。 　　

二十二、不滞于物。张五常说，不滞于物是自享生命之乐的重要法门，并引苏东坡《定风波》一词说明。但这种境界殊难企及。佛教说无执，浮屠甚至不三宿桑下，以免久生爱恋，但小乘者求圆满，大乘者立志普度众生，不能说不是一种执。张宗子国亡之前的十二好是执；国亡之后的家国之思也是执。一有所执，即生贪欲，即生烦恼，欲求快乐而不可得。不滞于物并非了无生趣，他尽可三宿桑下，却也可掉臂而去；他尽可流连光景，却不致沉湎其中；他尽可投身繁华，却也能弃之如敝屐。至此境界，已无所适无所不适，任何际遇都无法影响他的心境，任何挫折都无法动摇他的达观了。 　　

二十三、于否定中看出肯定，从消极中得出积极。六年前获此二句，殊为自得，以为是自己思想的精义。前一句是对人的观感，基调是否定，却也能觅出肯定来；后一句是处事的态度，虽觉世事多不可为，却也能知其不可而为之。李敖说殷海光为人处事笨拙不堪，殷海光反驳道，李敖对人多从反面看，根本着眼点是自卫，他却是抱着人性本善的观点。我的思想一贯悲观黯淡，认为人性本私，世途多蹇，对人事都不持太多希望。理想主义者或许快乐，但偶遇挫折，往往堕入消沉；犬儒或许悲观，但如能善加调适，也能畅享生命之乐。负负得正，否定之否定为肯定，于否定中看出肯定，从消极中得出积极，可以说合乎事物发展的规律，也是一种健全的人生观。虽然风雨如晦，波深浪阔，而我自能截断众流，站立得住。知堂也说，从消极中出来的积极，或许比有目的有希望的做事更可持久。